图片
对于这种情况，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说他们没有用任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国民党工作。
1924年5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召开了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一反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断言“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一反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主张，提出：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狠（很）大的错误”。会议的基本目的，明显地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发展，认为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
根据已有的资料，可以知道维经斯基在五月扩大会议开会前半个月就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会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陈独秀虽与维经斯基同一立场，决心一面加强自身的发展壮大，一面在国民党内加强阶级斗争，但不难想象，他未必没有同样激烈的想法。会后，陈独秀马上就向鲍罗廷提出了公开共产党人的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国民党内这时批评苏联对华政策和中共党团活动的舆论正烈，鲍罗廷穷于应付，也乐得把这一分歧归结为派别斗争。他于是公开讲：“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无遗。由于党内合作的关系，所有共产党员都已是国民党员，不管陈独秀等人以何种名义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不免被国民党人看作是党员反党的证据。不过几个月时间，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就有20多件，党员达2000余人。到6月18日，更进一步发生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共党案。让陈独秀深感意外的是，孙中山对此不仅不压制，反而决定开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陈独秀自国民党一大以来，一直都把孙中山视为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坚持适度的批评，并不担心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他相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完全可以压制右派。但进入7月，孙中山同意讨论弹劾案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看法都开始变化。鲍罗廷断定：“让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陈独秀却告诉维经斯基说：国民党内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他建议：“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五月会议本来就激起共产党人对党内合作形式的潜在的不满，随之而来的两党矛盾的白热化，不可避免地在党内激起了一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浪潮，陈独秀显然也在考虑万不得已时的办法。鲍罗廷见状急忙做广东区委的工作，劝说广东区委于7月15日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中央准备退出国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他同时写信给瞿秋白，通过瞿转告陈独秀：“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不了解“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